他说，看上去是主君选择了他们，其实是他们在选择他。

比如你的黎先生。从叫他黎先生起，你就在暗示他，他不只是你的老板，不只是一个暴富的商人，他要成为一个江北教父式的人物，才能胜任他的位置，一旦不称职，马上就会有人取代他。

刘锋的目光从陈组长身上移开，朝向对面的墙，停留了一会。

他说，没有谁在选择他，他是，自己走到我面前的。

他说，没有“战国”，自然也就没有那个，在您的想象中凌驾于“战国”之上，掌控一切的人，那个人，只是发起了一项奖学金。

陈组长手里还剩一页纸，他递过来。

那是南山基金会在民政部的登记证明，影印本，法人代表那一行签着一个名字，何照渝。

他指了指那个名字说，他不只是在我的想象中，他在这儿。

陈组长坐直身子，看上去，离刘锋更近了一分。

你能告诉我，他后来常用的那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么？

刘锋沉默许久。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陈组长，您的职级是？

陈组长笑了。

你要什么级别，我就是什么级别。

刘锋屏住呼吸，直视着陈组长，斟酌了一会，垂下眼眸。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的名字不是他一个人的名字。

已经有几百人几千人，因为这个名字走上了今天的轨道。轨道的意思是，前面有人在走着，后面也有人在走着，他们不能进，不能退，也不能站住。他们已经下不来了。

以您的级别，一定明白其中的难处。

陈组长听完，静了一会，为他鼓了三声掌。

几百人几千人的事，是我们要考虑的，你要考虑的，是假如没有人肯指认那个名字，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大案，就要办成几个普通的刑事案经济案了。

刘锋回答，大案小案，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陈组长说当然不一样。

比起那个人来，你和你老板做的事不值一提。但是你们集团，日常经营上的小动作，走私、行贿、操纵股市，桩桩件件都够得上无期。

二十多年合作无间，我以为，你会为你老板考虑。

刘锋说选择权不在我手里，我也没有资格，为黎先生考虑。

他们在走廊上见到了黎志田。

陈组长打招呼说，黎总的秘书不好说话。

黎志田换上一脸深受其害的模样。

他说好几年了，一直这样，我是敢怒不敢言。

陈组长说该换换了。

黎志田说早想换了。人事组在他手里管着，换个人先要过他这一关，我有什么办法。

他的目光和刘锋的目光，隔着陈组长碰在一起，他对他说回去再说。

陈组长说黎总恐怕得一个人回去了。

黎志田说你扣着我秘书，我怎么上班？

所以我说，该换换了。陈组长说。

黎志田没说话，他越过陈组长，拉刘锋的手。

刘锋站着没动。

陈组长说黎总，我们聊了什么你都听见了，现在除了我，没人保证得了他的安全。

走廊尽头，黎志田踏进电梯，转过身，又望了刘锋一眼。

刘锋也在望着他。

电梯门合拢了。

何秀丽来省厅招待所见刘锋。

两个人在一间会议室里，隔桌对坐。

身边有人值守。

那天何秀丽好像只不过念了一篇文稿，她在心里写了又写，烂熟得近乎厌烦了，所以念得没什么起伏。

何秀丽说黎志田来找我，付了三张支票，跟我要一个人。

第一张一千万，说是谢我力排众议生了他，他才能来到这个世上。

第二张五千万，说是谢我送他进孤儿院，养他到十来岁，又陪他读完大学，他才能走到他身边。

第三张他让我随便写，说是怕我伤心，给我的精神损失费和养老金。

前两张我收了。

我生他的时候没指望得到什么，六千万，也算一笔意外之财。

第三张我没收。

他走了我没损失什么。

他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一次了。他和他父亲一样，没根基没资本，不计后果，只知道一路抗拒一路挣脱。在他们眼里，没了妻子和母亲，也没损失什么。

何秀丽说话的时候始终侧脸望着窗外，没有哭，只是流泪。

临走，她在会议桌上留了一只竹盒。

她说，你读书的时候，喜欢吃家里做的红豆糕。做糕饼的孃孃回乡下探亲去了，我做了点儿，给你带来了。

按照在押人员管理规定，值守的人揭开竹盒，过了过目。

五块红豆糕整齐地排在一只竹碟上，中间那块，糯米上点了一朵梅花。

回到房间，刘锋把那块有梅花的红豆糕掰开，暗红的豆沙里，冰凉凉的，藏着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