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不是你的本事，是手风琴自己的音准……”

见到两人又杠上了，周亚平赶紧打圆场：“算了，算了，大家都是业余水平，半斤八两，不要相互吐槽了。”

周亚平自幼爱好摆弄各种乐器，西乐有大提琴、小提琴和铜管乐，民乐有二胡、笛子之类。他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学好一门尚且不易，何况学这么多门。因此，他有自知之明，所玩的每种乐器都是半桶水。此时他劝解两人的话确是肺腑之言。

周、许二人别看表面上势同水火，实际上却是很好的兄弟。每次班上篮球队与其他班交锋，许兆谦都会赶到球场边，为场上的周昕呐喊助威。学校举办的辩论赛，许兆谦不遗余力，力推周昕为班上的主辩手去参加。反过来，周昕也在各种场所暗暗地帮助这位貌似木讷的兄弟。有一次，许兆谦患了急病，周昕又是呼叫救护车，又是和大家一起送医院，忙个不亦乐乎。

除了这几个老大哥，班上的小弟们就更调皮了，他们知道周亚平带薪学习，以为他当过厂长，肯定很有钱，成心敲他的竹杠。节假日，只要一上街，必有一帮同学叫嚷着“班长请客”，然后涌进一家小餐馆搓一顿。

周亚平的妻子沈珍钰知道京城物价贵，所以每个月把周亚平的工资悉数寄给他用，留下自己的工资作为家庭的生活费用。

尽管如此，由于那时的工资都很低，特别是像周亚平这样的年轻干部，提职不提薪，月工资才96元，即使老婆把全部工资给了他，周亚平在学校里仍然是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

有好几次，周亚平与同学们进了饭店，结果一摸口袋，钞票不够，只好由大家凑钱，你一元我一元的，好不容易凑足买单的钱。

在管理干部学院读书期间，虽然周亚平住在学校，但总部分配的永康胡同的宿舍仍然没退，这可成了同学们的招待所了。谁家有亲戚朋友到了北京，只要跟周亚平说一声，马上就可以拿到钥匙，直接入住。因此，这套宿舍，常年宾客不断，最邪乎的是，有一次，两间房里，连床铺带地铺一共睡了9个人。

周亚平以往有记笔记的习惯，在企业时，如果某天工作中发生较大的事项，他必定会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留着日后回忆和总结。但进了管理干部学院后，由于学习生活非常平静而有规律，每天的路径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每天的任务是上课、自习、做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因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东西。久而久之，周亚平把这种文字记录生活的习惯也给丢掉了。

当然，学校偶尔也会有一些较大的课外活动，比如组织到野三坡郊游，举办校际篮球赛及文艺汇演等等，但周亚平仍未动过笔。因而，这一段经历，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按部就班的大专学习生活过得很快，两年时间眼看将要结束，此时京城发生了一场风波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就在周亚平他们在学校过着波澜不惊生活的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革命，焕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面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改开初期，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段时间的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诸如物价上涨，社会风气变坏，治安情况不良等等。由于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模式来得太猛太快，故而新旧两种观念、制度和模式的碰撞也格外激烈。

当然，这期间也不乏有一些人利用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不完善。

如，当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时，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价格双轨制，即一种商品，既有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也有市场决定的随行就市价格，而且计划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这就给那些不法之徒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家伙

通过既得利益的渠道，用较低的计划价格购进商品，然后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商品，一进一出，毫不费劲赚得盆满钵满。

老百姓称此现象为“官倒”，即指利用权力进行的投机倒把行为。像这样的腐败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那场风波因此而生。

事件发生后不久，管理干部学院企业管理二班开始了毕业考试，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到紧张的复习、应考当中。

当月，周亚平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自己的大专文凭。

毕业了，离别时分同学们依依不舍。两年质朴、单纯的学生生活，同学之间那种毫不势利，毫无利益交换的同窗情谊，使大家分别时格外动情，有的女同学和年纪较小的男同学眼眶里都泛起了泪花。

“班长，毕业后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同学中有人问周亚平。

“回家看看是可以的，但休息一段时间可能不行，拿了国家的工资上了两年学，再不赶快回去工作以作弥补，实在说不过去了。”

“山高水长，天涯不远，来日再见！”同学们互相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