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夏，天气就已躁热非常。器材厂职工一年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季，因为工厂有三个产品车间，主要的生产设备，都是高温生产设备，一到夏天，高温炉旁操作的工人，更加难熬。

周亚平此时正站在三车间高温电炉边，和车间领导及技术人员研究设备大修问题。

如果按使用年限，这台设备还没有到达大修时间，但由于近期生产中设备经常发生故障，经研究，一致同意提前停火大修。

“哎，杨工怎么没来？”周亚平问三车间主任苏锦浩。

“周厂长你不知道吗，杨工马上要调走，请调报告你们不是同意了吗？他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苏主任回答。

周亚平诧异地说：“批准他调离一事我知道，但说好是等到这台设备大修理完成后才走。因为目前只有他对这台设备的情况最清楚。”

“哦，是这样，那你们赶快把杨工找来。”苏锦浩吩咐手下。

不一会，杨工来到了现场，见到厂长，赶忙说：“不好意思，我刚才正在整理资料，准备交接。我看苏主任也没叫我，所以没到现场来。”

周亚平和颜悦色地对杨工说：“你要调走，我们原来是都不同意的，因你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技术骨干。但考虑到你太太在市里上班，你长期在县区工作，家里确实困难不少，所以最终同意你调走。但希望你站好最后一班岗，这台设备只有你最了解，所以请你在完成设备大修后才离厂，没问题吧？”

“没问题！”杨工爽快地回答。

设备的事情处理完后，周亚平正准备离开，杨工拉了他一把，轻轻地说：“厂长，等等，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两人走到车间一个僻静的角落，杨工带着歉意向周亚平说：“厂长，其实我又何尝想走？我对我们厂是有感情的。原来我是想把老婆调过来，但她一听说调过来后工资比原来的工厂要少十几块钱，坚决不肯过来。前不久，她找了她们厂的领导，该厂同意我调过去。他们也是中央直属企业，我过去后工资立马比现在增加十几块钱。所以，没办法，只能是我走，请领导谅解。”

当时，职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钱，两个单位工资同一级别相差十几元，面对这种选择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糊涂。

器材厂原是地方企业，成为中央直属企业后，干部已经按照全国统一级别享受工资待遇；但工人工资线条一直没有改变，仍按原来的地方标准执行。两种标准相差很大，就以当时学徒转正后定为二级工为例，器材厂二级工工资为三十元几毛，而别的中央直属企业二级工工资为三十八元多。尤其是，级别越高，差额越大，到了五级工以上，差别就到了十元以上。杨工是从工人岗位保送去读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回厂后，尽管一直按技术人员使用，但由于指标缺乏，没有办理转干手续，因而始终按工人工资标准拿薪水。

回到办公室，周亚平打电话给人事科，让科长何居靖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周厂长，什么事？”一进门，何居靖问。

“坐下来，慢慢说。”周亚平倒了杯水，“何科长，我刚从三车间回来。三车间杨工是个难得的人才，除了技术过硬，人品也很不错。但马上就要调走了，说白了，还是工资太低的原因。你是最知情的，近几年，由于工资问题，我们流失了多少骨干、人才。”

“确实不少，现在我手上还压着一叠请调报告。” 何居靖说。

“我们虽然也是中央直属企业，但工人工资标准比其它中央企业差了一大截，这我知道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为什么历任领导都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呢？”周亚平问。

何居靖回复：“怎么没想办法，我知道的是每一届领导到部局开会时，都向上级反映过，要求按照部属企业标准调整工人工资线条。但都没有获得批准。”

“什么原因呢？”

何居靖摇摇头，无奈地说：“领导没说过，我们也不清楚。”

周亚平搓搓手，指着何，又指着自己，庄重地说：“何科长，看来我们要下大决心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我就不相信，中央直属企业按中央直属企业工资标准执行，这种顺理成章的事会办不成！”

周亚平是那种一旦认定目标，就会矢志不移地走下去的人。

以后几天，为了这件事，先是在党委会汇报、研究；接着召开厂长办公会商议、部署具体方案；同时，组织人员起草给上级的请示报告。忙个不亦乐乎。

一切就绪后，周亚平和何居靖带着书面报告直飞北京。

在工厂时已经商量好了上报路径，由于此事的管辖权在部人事局，器材厂主管局根本插不上手，因此，周、何二人一到京城，还没住下，就拖着行李去了部机关。

说来也巧，周亚平读中专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杜佑才，原来是器材厂的团委书记，后调到部机关人事局工作。来北京前，周亚平就给这位老同学打过电话，希望他在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

此时，周、何直接找到了杜佑才所在的办公室，两人站在走廊上，请人把老杜叫了出来。

互致问候后，杜佑才接过两人手中的行李，说：“屋内人多，说话不方便。亚平，你们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把行李放进去。”

杜佑才从办公室端了两杯茶水走出来，三人在走廊上找了条长凳坐下。

周亚平迫不及待地问：“佑才，你帮我们联系好了没有？”

“不急，不急！”杜佑才把茶水分别给了两人，“这两天我一直在联系这件事。我打听清楚了，具体经办工资标准的，就是我们局里劳资处韩处长，老韩这人不错，挺为基层考虑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他办公室。”

果真不错，韩处长为人很和善，一听说是器材厂的厂长和人事科长，马上打着哈哈说：“知道了！小杜给我说了，你们又是为工人工资线条问题来的。”

周亚平也微微一笑：“韩处长，不错，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问题来请示、汇报的。您一定知道，我们厂工人劳动强度又大，工资又低，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领导们体谅我们基层工作的难处，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我去过你们厂，都是高温作业，工人确实很辛苦。部属厂里，就属你们厂工资最低，我们都很同情。”韩处长随和地说。

“韩处长，我就一直想不通，器材厂作为我们的部属企业，理所当然的应该执行部属企业工人工资标准，为什么其它四十几个部属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唯独我们厂不能这样做？”

“周厂长，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工厂收归为部属企业时，没有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拖下来了，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问题成了老大难问题。”韩处长叹了口气。

周亚平追问：“韩处长，请教一下，‘老大难’，现在究竟难在哪里？贵局是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所在，只要你们同意，这件事不就办成了？”

韩处长忙把手中的茶杯放下：“周厂长，别误会，我们局可是一直开绿灯的，问题的关键不在部里，而在地方政府。”

接下来，韩处长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一一说给周、何二人听。

原来，很早以前，接到工厂的申诉，部里就准备批准器材厂执行中央直属企业工人工资标准。正准备发文前，当时的人事局长，在参加全国劳动工资会议时，恰巧碰到器材厂所在地方政府的劳资局长，于是顺便和他聊到此事，告知部里计划，即准备调整器材厂工人的工资线条。谁知那位局长不哼不哈地回了一句话：“调高工资，好呀，正好我们地方也有不少企业，工人工资标准都很低，你们调吧，我们也跟着来。”

他这一说不打紧，可把当时部里的人事局长吓出一身冷汗，这还了得，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成了破坏劳动工资制度的祸首了吗。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给器材厂调整工人工资标准名正言顺，即使下文批准了，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跟风。但他这一说法，明显表达了反对之意，既然地方政府强烈反对，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把器材厂工人工资调整这件事做到底？

看到周亚平他们失望的表情，韩处长安慰道：“我想了很久，正如周厂长说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反对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既然地方政府有这一说法，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在脑后。这件事说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研究过，你们要求调整工人工资线条的请示报告，只要能让地方政府的劳资局在上面批示‘同意上报’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批准执行。这是对你们工作最大限度的支持了。”

“哦！这么简单。”周亚平有点小惊喜。

“别高兴太早，即使这样，这件事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否则，你的前任早就办成了，还会留给你？说明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周亚平表示真诚的感谢：“韩处长，万分感谢您的点拨。过去我们一直抱怨领导们不体谅基层的苦处，现在看来是我们自己工作没做到家。我明白了，真要给职工办成这件好事，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搞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不要谢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刚才说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按此去做吧，我们一起努力，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这是韩处长的送别之言。

从部机关出来后，周、何二人找个招待所住下来。由于是第二天的返程机票，下午还有点时间，周亚平对何居靖说：“老何，你在北京还有没有私事要办？”

“我没有什么事要办。”

“好，那就陪我上街跑一趟。”

“干嘛？”

周亚平笑笑：“来之前，我问女儿萌梦要帮她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她指名要巧克力，而且必须是白色的巧克力。这巧克力不都是黑色的吗，上哪去找白色的呢？你帮我参谋参谋。”

“行！没问题。”

两人在北京街上转悠了半天，跑了不少副食品商场，眼看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还没有找到这种白色的巧克力。

周亚平感到绝望了，两人找了一家饺子馆，一人点了一份白菜瘦肉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结账时，周亚平问：“老板，请问哪个商店可以买到白色的巧克力？”

那位北京大叔一口京腔：“啥？白巧克力？你们到王府井大街去看看，那儿应该啥玩艺都有。”

跑遍了整个王府井大街，始终也未找到需要的品种。周亚平有点绝望了。好在有家糖果店老板指出了一条明路：“西单有一家专门经销进口糖果的门店，据说那里有这种白巧克力。”

折腾了到晚上8点钟，周亚平终于如愿买到了女儿喜爱的白巧克力。

周亚平、何居靖回厂后，立即将北京之行的情况在党委会上作了汇报。

冯庭怡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周厂长，你说韩处长体谅基层，这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依我看，那个劳资处长就是一个老滑头，既然此事管辖权在部里，你直接发批文不就得了。表面上说同情我们厂，支持我们厂，却把皮球又踢回了我们厂。”

“是呀，让我们去找政府劳资局，凭什么？人家几句话就可以把你顶回来：‘你们向部局的请示报告关我们什么事，需我们签字？’”有人附和。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大机关的干部们政策观念强，既然地方政府反对这件事，牵涉到国家劳动工资制度，他们只有谨慎行事。”欧阳昭民表达自己的意见。

龚书记说话了：“部人事局的官员确实不敢在地方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发文，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们是担心地方政府告到□□，把事情闹大，不值得。”

周亚平说：“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平心而论，无论谁坐到这个位置上，不会这样做？我之所以说韩处长替我们考虑问题，是由于他知道让地方政府签字的难度，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把这个难度降到最低。大家想想，如果让地方政府签批：‘同意器材厂调整工人工资’和‘同意上报’，哪个更容易实现？”

肖进回答：“当然是‘同意上报’。看来韩处长还是动了脑筋，含含糊糊的一句‘同意上报’，其实谁签了都追究不了责任。我们只是同意你上报，至于你们上级批不批，怎么批，不关我事，即使批错了，也与我无关。”

“对！就是这么回事。”周亚平说，“这就是官场哲学。当然，哪怕是这么几个无关痛痒的签字，也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除非有很硬的关系或劳资局里有真心想帮助我们的大好人。对了，龚书记，你在地方政府里工作过，市劳资局里有没有熟人？”

“县政府里倒是还有不少熟人，我找他们要这样的签字是没有问题的。”龚书记回复，“但市政府里确实想不起还有什么熟人，再则，我到企业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人一走，茶就凉，恐怕也无济于事。”

“县政府签批没有用，必须是市政府。”周亚平喃喃地说。

龚书记最后作会议小结：“这件事一时半会还不可能解决，大家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法，在一个合适的节点，才能去找市劳资局。决不能贸然去找，否则把事情搞砸了更难办。”

时光荏苒，从北京回来又是两个多月，这天上午，周亚平正在办公室处理杂务，敲门声遽然响起。

周亚平抬起头 ：“请进！”

进门的是一个有点面熟的女子，但周亚平记不起她的姓名。来人注视着周亚平，说：“您就是周厂长吧。”

“是的，请问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