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薹掉了，拿咧拿去。”姥姥嘟嘟哝哝，正背对着蓝制服的工人在拾掇豇豆秧，没闲住。

“地埂子上嘀萝卜我拿走咧！”工人没听到，便又重复了一遍。

我站在原地，和他面对面，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小声嘟哝了一句，“喂兔子嘀。”姥姥一直干自己手里的活，也不搭理人家。那人见状，又站了几秒钟，转身快步走了。打工人到村里来，也买不着菜，怪可怜的。

“奶，那走掉咧。你也不和那说话。”

“我就说拿咧拿去么。”要是把在家里吼姥爷的那个五雷轰顶的声音拿出来，人家站在五六米外保管听得见。

新发的小白菜苗儿，一簇簇的，还只生出两个柔嫩的瓣儿。这瓣儿上躲着两只晒太阳的蝽，白色的肚皮，两条黑色的胡须，黑色的壳上像是用细细的橙色、白色勾线笔勾出了整齐而规则的图案。这图案里有三角形、扇形、梯形。别看模样小，整个蝽也不到半平方厘米，但背上的花纹可精致。我用手指拨弄一下它，它迟钝，掉在了地上，又缓缓顺着小白菜叶茎爬到了圆圆的叶片上。

姥姥提个大铁桶，往里装了萝卜缨子和草，赶着往回走。路上遇到丁家老爷子，问他有没有菜吃，给他一个长葫芦。丁家老爷子头发白白，牙都快掉光了，但精神头好得很。穿一件民国黑布褂子，坐在门前的枯木头上晒太阳。他说，“不要咧，有菜嗫。”“拿上一个么。不吃葫芦嘀话，地里还有白菜子嗫，我给你拔去。”“我要是吃咧，就自己上你们地里拔去吧，离嘀不远么。”“行嗫。”

他们说话的功夫，我早拎着两根草快步走远了，回去起骑小三轮车来接姥姥。

姥爷不在家，我好不容易将小三轮车推出了院子，拧开钥匙，一开动，轱辘底下有石头，车头一个不听使唤的转向，整个车差点跑到沟里去。这车子老了，车闸不怎么灵，加上我胳膊没劲儿，路又是个建了一半的石子土路，不好走。我于是将钥匙拧了，推着车往南去。直到彻底上了柏油路，姥爷正好从西边回来，乐呵着叫我，“这个娃那咋把车车子推出来咧！骑上走么，咋推嘀嗫？”我这才重新坐回到车上，开了不到十码的车速，车子正一点点往前挪。别说，还怪好玩的，像极了乘坐观光车的感觉。

转了弯，便看到姥姥在跟王家爷说些什么。老远她看见我，便大喊，“不要往前走喽！我在这里呦！”我本是已经刹了车，奈何这刹车不太灵，车又往前滑了一段，方才停下。姥姥先前还以为我没看见她，往前去呢。

把一桶野草放在车斗里，我照样倒个头，慢慢把车往北骑。到十字路口时停下来，回去喊姥爷帮忙从土路上骑回去。

姥爷就自言自语，“莫电咧，我骑到老房子里充电去嗫。”回来又坐在棚底下的床上，“亚茹子，拔哈嘀草，你知道咧莫有，连根带土，往棚底哈嘀床上一放。”

“咋莫管闲，这个床就是个土囊囊么。”我还给当成个要放在花瓶里养起来的宝贝花了，姥姥早给拿得扔进兔子笼子里。

就这忙活了一上午，我和姥姥回到家里才十点多。平常里，我一个人睡楼上，还不睡到十点十二点才起？屋外又热，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同样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这炎热的夏里回来天山下的小村庄，我有种时间多到可以安排太多事情的自由感，有种时间多到用不完的充分感。啊，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啊！

想起前段时间在大城市里，为了工作每天六点半起来收拾，七点五十下楼做核酸，八点十分开始等公交。换乘一趟，坐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穿越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街道，到达工作地点。十点开始工作，两点吃午饭，下午五点下班。加一会子班，坐公交回去，到楼下找家店吃晚餐，回屋时已经晚上九点。室友还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极其疲惫，想要写点东西又不知写些什么；想要修改旧的手稿，打开电脑却又无法完全集中精神；想要睡觉，躺在床上却又不能允许自己睡着，容易产生一种生活无意义感。

回来哈密，自己住一个六十平米的小套房。每天十一二点醒来，做一顿饭，就着电视独自吃完饭。没有什么想要修稿的欲望，大中午，外面的大太阳几乎能把人脚板烤熟，我更是没有任何下楼的想法。觉得虚度了时间，往往想要补救时，已经快凌晨零点。若是奋斗一阵子，不管看书还是写作，熬了夜，第二天准保一醒来就能一整天都困得要命。

这样的城市生活，或者我从早到晚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封闭生活，似乎都是对自由的一种亵渎。

姥姥已经把白萝卜切成了丝儿，刀功一流，这丝儿细得跟银针似的。

姥爷看了会子书，已经把两个手平放在肚皮上，悄悄睡过去了。

两只小猫也卧在院里凉棚下的沙发上，小白猫两只前爪环住小狸花的脑袋，俩儿睡得正香。

我也看起了书。

正午一点时吃的午饭。我切了一盘凉西瓜，再将凉拌萝卜丝端上桌子。

姥姥不知道小舅来不来吃饭，也总是每天都做了小舅的一份等着。我说给小舅打个电话叫一声，她就急，“爱来不来！说嘀他吃饭就给我打个电话，他从来也不打。不给他打！”

李亚茹，“给尕舅舀哈嘀饭摆咧半天咧，等等苍蝇飞到里头。”

姥爷，“那再也不吃咧，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