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最喜欢变魔术的季节，精彩的魔术只成功了一次。不怪夏天，只怪是我个坏了的道具，怎么也无法出现在准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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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新春，我从迦易那里得到了小浅的消息。

她从巴黎寄回一张明信片，恭祝戴月和迦易新春快乐，并告知她的近况，无只言片语与我相关，也没有她的具体地址。

分开大半年后，我和小浅已经相隔一万公里。

当机立断，我利用春假，飞往巴黎。

当埃菲尔铁塔出现在视线中时，在异国他乡的半空中，我丝毫没有语言不通、还没来得及做攻略的紧张。

反而，在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竟生出近乡情怯的感觉。我能确定，这个同样容纳着百万级人口的浪漫城市里，我的爱人隐没其中。

我去了罗浮宫，走过香榭丽舍大道和里沃利街。

茫茫人海，我自然是找不到她的。

可是没关系，那一周，我和小浅离得很近，我自欺欺人地揣测，也许我们会在某个街角擦肩。

这次冲动、孤独的旅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卢浮宫的胜利女神。我在那个雕塑上看到某种渴望，细腻却足以使人震颤。

残破的身躯藏在单薄的衣衫之下，海风吹拂她硕大有力的羽翼。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蓬勃的生命力。

台阶前，我久久驻足。

身后传来一阵中国女人的声音，有人喊：“Quinn，快点，我们一起去June家开party。”

身处异国，听到同胞说出的母语，难免感到亲切。我回头，两三个高挑美丽的中国女人和几个褐发碧眼的外国人成群离开了。

其中，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女人混在人堆里，跟着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这背影……

有人往后退的时候撞到了我，是长相典型的法国青年。他绅士地跟我道歉，我朝他微微颔首，表示没关系。

随后，我快步离开，想去寻找那群年轻人。

法国青年继续跟着我，用蹩脚的中文问我，能不能请我喝一杯咖啡。

我很抵触陌生人试图突破正常的社交距离，在用目光搜寻那个红色贝雷帽的同时，冷漠地拒绝了他。

很遗憾，我没再看到那群人。

我站在金碧辉煌的展厅里，在穿梭往来的人流之中，哑然失笑。

小浅离开之后，我看谁都像她。

我已经在巴黎街头误认了三个和她身材相似的短发女人。

微薄的存款耗尽，我没有办法在巴黎继续逗留，在春假的最后一天返回莘市。

当天夜里，我凭着记忆，对着网络上搜索出来的胜利女神雕塑图片，用炭笔临摹了一张画。这是出现在充当画室的客厅里的，第一张不是小浅的画像。

我把它命名为《渴寻》，就摆在《爱人》的旁边。

摸索到小浅的一丁点行踪，让我躁动漂浮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我定期去800号看病，从羞于踏进那个地方，到能够从容地接受别人的目光，花了近半年的时间。

蔡阿姨用了十几年的司机辞职了，这对于偶尔要出去看展、和老姐妹聚会的她来说，有些不方便。

“囡囡，会不会开车啦？”

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三十岁了，我根本没有动过学车的念头。

“那你……想不想学学看？”蔡阿姨用期盼的眼神看我，“家里的车空着也是空着，我又不会开的咯。你要是学会了，平时没什么事情，就送送阿姨呀。”

于是，我在春天考到了驾照。

蔡阿姨大方地把车钥匙塞给我，让我随便开。我也当起了她的司机，她出门的频次不高，遇到重要的事情，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放下手里的事情，安全地接送她。

生活就像小浅离开前撕碎的照片一样，一片片回归，摆在新的地方。哪怕裂痕明显，也总算能看得过去了。

我和摆在床头、重新拼凑起来的照片一样。

只是看得过去，而已。

我称那种情绪为深蓝色的怪兽，它们到访前从来学不会预约。

能够用来招待它们的，有丢失的睡眠，有不知疲倦的眼泪，有深夜的香烟，有幻想出来的小浅的拥抱……

时好时坏，没有规律，像程序错误、不知道何时就会罢工的机器。

七月，迦易给我打电话，说戴月来莘市看她，要请我吃饭。

三十出头的戴月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拿到了淮大的录取通知书，学习她喜欢的服装设计。

我之前都没有认真观察过这个温和、大方的女人，忽视了她身上的韧劲。

我从包里拿出带给她们的伴手礼，不小心将药盒掉在了餐桌底下。

迦易和我同时弯身去拾，我先她一步，把药盒收了起来。

她问：“赵老师，你身体不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