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书籍、活跃的鸟群、亲密的关系、长久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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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曾说，他们正在致力于开发一种装置，力图实现首府大区的学生可以通过感官投射装置轻易摄取知识。

而另一方面，语言和科学在偏远地区的传播范围并没有那么广，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来源渠道非常稀缺。

我很想告诉燃灯女士，她发现的这座图书馆，在这个时代里，无异于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10余年，在南非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矿床和黄金矿脉。

这是很令人惊诧的画面。

现在，人们绘制过遥远外太空的电磁风暴图。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贫民窟地下百米的深处，除了隧道、教堂的地下室和导水管，还埋藏着一座书报大审查时代已经被遗弃荒废的图书馆。

只是现在它被人重新利用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时不时拜访燃灯女士的地下图书馆，那像是个乌托邦一般的乐园。

“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快乐，我感受不到。而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有医生和研究员利用神经递质药物来辅助我‘感受快乐’，听起来仿佛要把我矫正到正常人的轨道上，然而，那些东西对我而言，是人为制造的快乐，更像是是疾病的神经中枢。”

我开始一次又一次拜访这里，以探险者的身份——我仿佛拥有某种超然物外的特权。

这里是个秘密基地，我是这里的闯入者，却那样自由自在，仿佛全然归属——多么奇妙，我在黑暗之地拉扯、游移、迷茫、困惑。

曾经贫民窟的暴力与残忍带给我的痛苦就这样被冲淡了，终于有一天，我和这里达成某种微妙的和解。

廉价的旅途也许因为同伴的精致而与众不同。

燃灯女士在火车站的空地上枕着报纸睡过觉，在富人区的乞丐队里缴过保险费，也曾经混入边境线旁的寮屋里，被躲藏其中的黑代孕女人们施舍过饭菜。最穷困的日子里，她也未曾低过头。

“我的日子挺好的啊。”她这样讲。

也许是因为内心认为“已经接受过命运给予过的最大馈赠”，所以生活的困顿显得那样轻描淡写，连命运的苦涩都成为了人生的补药。

我不明白她说的“已经接受过命运给予过的最大馈赠”到底指什么。

但当她身处图书馆，一层一层梳理着书本的时候，我又觉得，我所有的疑问都显得那样苍白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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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深刻体会到了贫富差距的悬殊。

据说前几十年的时候，经济功能巨大的城市影响力呈直线上升，政治力强大的城市开始发挥作用。

声称“城市”是未来归宿的声音不绝于耳，支持者众多，然而这是潜意识中的共识，心照不宣，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文件公布。

“超级城市计划”冥冥中成为一种强制性计划，一座城市的人口、经济发展状况、面积、最后加入了环保指标，都是衡量发达程度标准。此后爆发了各项游行示威运动，组织者为各大研究型高校的学生和成员。

口号依然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人们在空中架设轨道，在海拔几百米之上建造房屋然后居住，科技保证人们在看似危险的空中生活地安然无恙。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很有前瞻性地把目光投入了地下。毕竟，当地上交通拥挤不堪时，人们就会修建地下停车场。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 sfor all.”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并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

这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最具抱负的全球承诺之一。

啊，联合国，多么遥远的词汇。

可是这里的人并不认识。

瑞典的臭鲱鱼罐头坏了，胀气了，扑鼻的腥臭让人联想起无数超级城市中心的贫民窟，脏街道，垃圾场，还有污水横流的中央广场，又或者，让人记起鼠疫，黑死病和瘟疫蔓延的玛丽金街。

几个世纪以前，高傲的贵族女佣穿着小巧的蕾丝睡衣，从高高的城堡上打开窗户，将积攒的排泄物倾盆倒下，倒在狭小昏暗的夹道里。

隔壁就是卖香料和果蔬的集市呢，那些大块的肉类和火腿上空会飞过阵阵嗡嗡的苍蝇吗？

就像穷追不舍地追逐尸体一样。

高亘的热带荒原上裂开了大缝，地球的自转似乎被人踩了刹车，前几年我在追寻鸟群的时候，有科学家宣布，通过频谱分析发现，存在一个振幅约0.15毫秒的12年周期变化，振幅在减小，六十年来的自转速度减少了0.07毫秒。

但是这个地球的变化——这个庞然大物的内心到底怎么活动——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过于遥远，那些词多么生涩难懂，也没有人听得懂，听的懂了，也没什么办法。

尤其是此地，他们其实更加关心移动去何处，在哪里安家落户。

生存，生存是唯一的答案与出路。

不过也有一点点不同。

比如燃灯女士，她会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巴掌大小的笔记本，有时候抄写诗词，有时候做算术题。

燃灯女士告诉我，就像那些围着公交车卖水果的女人和孩子一样，没有老师教，但是书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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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感到很震惊。

因为燃灯女士的计算是通过手工完成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现在还有人在用繁琐而不便的纯手工方式汲取知识。

在她十三岁以前，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书里写的那样，她顶多借助经常放在口袋里的计算尺。

后来，她说有支教的人送给她简易计算器——支教行为仿佛带有时空穿梭功能，使她从19世纪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来到这里已经半年多了。

清晨的海浪声倾泻灌入。

每日见到燃灯女士，似乎成了某种习惯，某种念想。它像皮肤那样紧贴着我的血脉。

我曾经无数次追寻过鸟类的身影，他们快而无声地成群飞过，

期间我的实验失败数次，偶然有一次，我的数据跑到了最后，

我听说过一句话，“小说不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是却和瞬逝的生活共存。”

我确信，我做的实验也是如此。

即便再翔实的实验报告，也会出现错误的数据，但是在追寻数据之问的路途中，每一步都是在抵达彼岸。

是无数无甚深奥，琐碎熙攘的错误数据，填补了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空白。

我到阳台那里去找燃灯女士，她正抽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和周围的人说着话，脸上带着淡笑，目光一如既往清亮。

我不由得一怔。

我向她走去。

直到了跟前，我才发现，她点燃的不是烟草，而是……

书。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