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好的，那我等你们通知。」挂了电话，我悬着的心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紧张和焦虑也减少了一些。

没过几天就有一位社工就联系我了，她非常认真仔细地了解了情况，并且还做了家访，与儿子和我母亲也做了沟通。

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这个社工，奈何法庭有自己的流程和指定的社工，她能帮助我的很有限。

但她在我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出现了，给了我很多专业的意见和鼓励，让我可以坚持到现在。

想到那时候每次见到她，她的眼神总是闪烁着柔软的力量，那是对我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怜惜；她的目光又充满了理解，她愿意帮我想办法度过困难，她的话语直击人心，让我在痛苦中得到安慰和释放。

为了可以尽快让女儿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同时也可以知道女儿的近况。我联系了女儿幼儿园的校长和老师，告知了他们整件事情的始末，虽然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她们也未必完全相信，但至少我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帮我劝一下李孝霖让女儿回来上学，同时如果老师们了解到了女儿的近况，也可以和我分享。

在老师和校长的不断劝说和再三保证下，李孝霖终于让女儿回去上学了，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虽然一直见不到女儿，但从学校老师的口中我也得知了一些女儿的情况。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一些。

在女儿被带走后，我立马与当时的代表律师商量对策，何律师建议我可以申请一个中期管养权，先让女儿回来，然后再通过社工报告判定最后的抚养权，这个办法是理论上最可行也是当时法律程序上最合规的。于是，何律师做足了流程和材料向法庭申请，但是开庭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了。

我们谁也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改变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