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喜欢用不同的标准给彼此归类，好让自己找到一个能够归属的身份和群体，从而找到认同和关联。而以性向作为区分的这套归类方法，唯一的标准，就是欲望。

黎砚回对自己的认知万分清晰，此前她没有对谁有过欲望，便也从不刻意去区分自己属于哪个性向。零星的也有一两个男孩子向她表白过，她只觉得无趣，从没有答应过哪一个。在她原本的认知里，恋爱-婚姻-生育，是串联在一起的一条线，当那个羞涩的男孩子向她坦诚好感的时候，她透过他看见了自己被生活的琐碎切割得四分五裂的未来。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在她和她的亲人的生活里，在论文期刊里，在学术专著里。

她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些事实，将它们视为案例视为研究对象视为客观存在，但这前提是她把自己放在抽离的第三方视角上，一旦想象自己身处其中，她只会比常人更加恐慌，因为她知道那些表象的背后是什么，知道最深处的怪兽是什么。而一旦失去独立自我的这层保护，她什么也不是，她会比那些已经活在其中的人更加的脆弱和无能，她会被名为生活的磨盘碾成碎肉。

这让她如何不抗拒？但她又能如何抗拒？

她从不讲，也从不表现，但她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她看了许许多多的书，这些专著教她认识世界，告诉她一件事背后的成因原理，给出了对“好”、对“正义”、对“理想国”的推导和描述，但没有哪本书明明白白地指导人们怎么才能摆脱现实一塌糊涂的泥沼，怎么创造出一个真善美的世界。黎砚回无处下手，或者说这个问题问她的导师，导师也无法给出答案。学者永远向上看，可她们的脚也扎根在土里。有些时候坚实的土层会会变成泥沼，变成流沙，变成深潭。

黎砚回偶尔会感觉到脚下的这种变化，在她的父母强硬地安排她的升学去路的时候，在她的母亲会提及的谁家儿女如何如何并向她投来慈爱与期待的目光的时候，在她的父亲偶尔零星地蹦出一句“女人的落脚点还得是在家庭”的时候，也在许许多多或近或远的人们如絮如雾视为常理的闲话家常里。

她想起前几年有一次，她的父亲带她出席了一个饭局，席上都是她父亲的好朋友，是个友情局，酒过三巡说的都是心里话。有个伯伯，黎砚回认得他，他跟黎永锋是同事，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说他在他独生女的学业上投入了许多，一手把女儿送进常青藤，结果呢，结果不回来了，人在美国，快三十岁了，也不结婚也不谈恋爱，几年回不了几次家，像个什么样子，早知道不让她读这么多书了。

黎砚回记得那个姐姐，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小时候她们也在一个席上吃过饭，聪明、自信、大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位伯伯以前说起她的时候满满的都是自豪，可现在呢？黎砚回默不作声地吃饭，却觉得好嘲讽，这些人祖祖辈辈都是地里的农民，他们这一代靠着念书走出大山，有了现在的优渥生活，他们本该比谁都知道念书的重要，但这一刻他说不该让她读那么多书。好嘲讽。然后她又觉得好难过，那个姐姐知道她的父亲这样想她吗？她知道她拼尽全力获得的一切成就在她的父亲眼里一文不值吗？甚至比不上拥有一个平庸的丈夫。她在替那个优秀的女孩子感到难过。

走得再远飞得再高也要回到这里，拥有再多能耐再多本事也还不清一身血肉的恩养之情，这才是温情背后血淋淋的真实。

黎砚回都知道，她早早地看见了自己的末路，并且日复一日地说服自己接受。她的人生有个硕大的鲜红的倒计时，悬在她的头顶提醒她自由还有多久。在哪个时间该去做什么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她早早地明白，早早地接受，小小地脱离过一段时间的轨道，最后还是要走回大路上的，她已经放弃了挣扎，已经接受了命运。

但赵肆是一束光，从前是，现在也是。她突如其来地闯入她的生活，一次，两次。没有拥有过的人是不会有那般强烈的渴望的。黎砚回前所未有地读到了自己饥渴的心声。那欲望强烈到几乎要打破她给自己设下的所有的限定——一切一切的循规蹈矩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去接受去面对，但当她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对赵肆的欲望之时，强烈的情绪自心底生发冲破了束缚，涌上心头涌上大脑。

她第一次发出了质问，为什么？凭什么？

她过去的人生经验，她查阅过的资料，翻看过的文学作品，都在向她传达成为一个异类会面对怎样的苦和难，所有的规训都在教导她们要顺应期待要和光同尘要做该做的事，却没有人认真在听她们想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在发出微弱的声音？是什么在一下一下敲打闭锁的心门？是什么让愤怒和不甘充斥躯壳？

重重迷雾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个干净。她一步一步走出来，步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她奔跑起来，像一阵风，破开了雾，脚下显现出了路。她知道她想要什么了，从这一刻开始。

如果自由与成为一个异类挂上等号，那就去做个异类好了。

她从不知道人的勇气会链接在另一个人身上，她曾经没有勇气去做的事，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突然地不再让人惧怕。她心里那颗种子在得到阳光照耀、水源滋润的时候迅速地生长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树，在一片混沌里撑起一个风清云朗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