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子凝的内脏又回来了，补在原处，严丝合缝。

她们坐在餐桌前吃早餐——既不是鸡蛋灌饼，也不是煎饼果子，原来是水煎包。江晚晴一直在划拉手机，好像是在工作群中回复消息。

虞子凝希望自己能吃得慢一点，这样就可以晚一点再对雨中女郎说：“打扰学姐了，我得回学校了。”

我希望她能尽快回复完工作群里的信息，这样她就可以抬起头，对着我笑道：“干嘛急着走？”

我想多和她相处一会儿，在此刻雨过天晴的清晨，秋季苍白的阳光从阳台落地窗爬进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利维坦小姐就坐在我的对面。尽管我现在满手油渍，嘴里还一股水煎包的韭菜味。

利维坦小姐一直在回复消息，几分钟后又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她接起了电话。她应该是在谈工作的事，因为她说“我记得上级单位的职能除了业务指导，还包括工作协调”，她还说“既然现在XX区和XX区都还没有落地，凭什么要让我们先落实？”

这时候的她，看起来不怎么温柔。

随着谈话朝着某一个事项的具体推行方案，虞子凝眼睁睁看着江晚晴正一点点戴上痛苦面具，她对着电话在翻白眼，可是她说的话却客气坚定。她看起来很烦躁，鲜活的、生动的厌烦，却无可奈何，工作像五行山一样压在她单薄瘦削的肩头上。

唉，这就是我一直在躲避的事啊，离开校园，成为一个有工作（甚至可能没工作）的社会人。

虞子凝再度感受到雨中女郎身上散发的那种雾气——和献血时那悲伤的白雾不同，她现在好像正散发某种充满怨气的黑雾，这已经不需要敏锐的触角去察觉了，她身上的怨气快凝结成实体了。

该死的工作。

江晚晴挂了电话，猛地站起身，把虞子凝吓了一跳。

“我去单位一趟，有个内网报表需要重发，”她去玄关柜上拿车钥匙，仍然戴着痛苦面具，嘀咕着抱怨，“放个假都不得安宁，烦死了。”

她踢开拖鞋，走到门口，忽然又回过头看着虞子凝，一缕没有束好的长发垂落肩头。她的痛苦面具分崩离析，她看起来就如同以往那样从容又温柔。

“我可能下午才能回来，你吃完饭要是有事就先走吧，”她说，语气平静，“对了，我家房门的密码是112358，你随时可以来。”

虞子凝手中剩下的半个水煎包正在一点点变凉，她愣在那里，很可能门牙上还沾着韭菜叶——门关上了，雨中女郎走了。

等江晚晴从这个被定义为“她家”的空间中离开，雨房在此时就变得乏善可陈。虞子凝三两口吃完水煎包，收拾了餐桌，她看到自己放在沙发上的书包，忽然意识到：她也该离开了。

如果不离开会怎么样？雨中女郎现在可能还在驱车前往单位，虞子凝甚至能想象到她一边抓着方向盘，一边嘀咕着骂人——骂领导、骂同事的模样。她不会计算虞子凝在她家逗留了多久，她甚至非常信任地把房门密码给了她。

我的雨中女郎啊，你究竟是如何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呢？

我不应该再继续待在她的家里，给她添乱子了。虞子凝想，很快她就又悲哀地琢磨，归根结底，她本身就是那个“乱子”。

心里这么想着，身体却很诚实地游移到江晚晴的书房。房间中靠墙放置了一排书架，什么样的书籍都有，虞子凝大致扫了眼，她发现江晚晴好像很青睐《中国国家地理》和《博物》的杂志，至于其他书，似乎也随意地摆放在一起，没有分类，《幻城》的旁边是一本《社会研究方法》。虞子凝满意地在书架中发现了《日瓦戈医生》，这才对嘛，喜欢阿赫玛托娃，多半也应该会喜欢帕斯捷尔纳克。

书架角落里有一旧书，是中华书局的1974年出版《说文解字叙讲疏》，虞子凝好奇地将书取了出来，翻看了几页，里面掉出来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是彩色的，但是颜色已经暗淡失真，照片里是一个穿连衣裙的小女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站在一片荷花池前，愁眉苦脸地望向镜头，眉眼依稀和江晚晴有点相似。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爱女江晓晴北京颐和园留念，1988年7月12日。

江晓晴。

从名字上看，应该是江晚晴的姐姐吧。从这张照片上记录的时间来看，江晓晴应该比江晚晴大了很多——至少十岁。

虞子凝从来没有听江晚晴提过她的姐姐，或许因为年龄差距过大，所以比较疏远。虞子凝将说文解字和照片放回原处，感觉像窥探到了某些机密程度并不怎么高的秘密，这种动荡的心情让她自己都忍不住训斥自己——有个大很多岁的姐姐，也不是什么非常值得评判或者挑剔的事吧！

虞子凝记得自己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有人说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孩子会倾向形成“长子人格”和“次子人格”，长子人格强势、有控制欲，次子人格敏感软弱，举的例子是孟晚舟和姚安娜。虞子凝琢磨了半天，雨中女郎是否能和“次子人格”联系起来。

好像，并不能——但也没那么绝对。“有可能，但不一定”。

就在这时，房门的密码锁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