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搞了十余年，不能成功。

有人说：古时天下太平，万民和乐欢喜，感应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征兆，才能够采择风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

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却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随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还有何指望？汉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传，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怎可不自勉励！”

于是，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礼仪，作为不变的制度，流传后世。

礼是由人产生的。人生来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愤怒，愤怒没有节制就会引发争斗，争斗就会导致混乱。

先王厌恶这种混乱，因此制定礼义来调节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无限膨胀，物质不至于被欲望耗尽，两者相互制约而共同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

因此，礼是用来调节欲望的。

稻粱五味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的；椒兰芬茝是用来满足嗅觉的；钟鼓管弦是用来满足听觉的；刻镂文章是用来满足视觉的；疏房床笫几席是用来满足身体的舒适需求的。

因此，礼是用来调节欲望的。

君子既得到了欲望的调节，又注重礼的分别。所谓的分别，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都有相应的规定。

因此，天子乘坐大路车，铺着蒲草席，用来调节身体；车上放着香草，用来调节嗅觉；车前有错彩的车衡，用来调节视觉；和鸾的声音，步伐中合《武》《象》的节奏，疾驰中合《韶》《濩》的旋律，用来调节听觉；龙旗上有九条飘带，用来调节信义；车上画着卧虎和持虎的图案，用来调节威严。

因此，大路车的马必须驯服顺从，然后才能乘坐，用来调节安全。谁能知道，为了节操而牺牲生命是为了养生呢？谁能知道，节省费用是为了积累财富呢？谁能知道，恭敬辞让是为了调节安宁呢？谁能知道，礼义文理是为了调节情感呢？

如果人只看到生存，那么他必然会走向死亡；如果人只看到利益，那么他必然会招致祸害；如果人安于怠惰，那么他必然会陷入危险；如果人放纵情感，那么他必然会走向毁灭。因此，圣人用礼义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就能两全其美；如果用情性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就会两败俱伤。

因此，儒家使人两全其美，墨家使人两败俱伤。

这就是儒墨的区别。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图利，如此必受害；安于懈怠、懒惰的必危，固执情性的必亡。

因此，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就能获生避死、近利远害、居安离危，事事得两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尽性，就会两者齐失。

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强国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