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珠三角地区与你们实力相当的其他本土药企。不光你受到威胁，他们也一样啊。大敌当前最忌讳内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把他们都找来，就跟当年国共合作那样开个会。大家暂停内部斗争，步调一致来打一场价格战，才是好钢用到刀刃上……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其他的药企？邵艾拿起筷子吃饭，心道同行是冤家，虽然不至于真跟敌人一样，可大家能听她这个小丫头片子的么？

刚强给她和自己添满茶，继续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只要目标是一致的，什么都可以谈。当然，不要明着号召大家聚在一起密谋啊，统一战线什么的，传出去不好听。搞个科技产品研讨会，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光明正大地凑堆儿。至于晚上吃饭讨论的话题，不记录在案。”

嗯，够坏，邵艾心道，然而“商场如战场”可不是个夸张的比喻。在她的幼年时代，家族企业从事的那是治病救人的神圣产业，每一次成功都给她这只田里的小棒子增添一颗饱满的玉米粒，让她积极茁壮地成长。而真实情况呢，资源与市场都是有限的，别人来端你饭碗的时候怎么办？只能去夺他手中的碗。谁不希望靠实力、靠原研药来开拓新的市场，救活更多的人，双赢多赢大家一起挣钱一起奔赴健康？美好的梦想。

当然，梦想还是要有。去年冬天方熠在病房里送她的以螺旋肽为作用位点的乳腺癌靶点治疗方案，目前在邵氏总部研发中心正有调不紊地运行着。离上市至少十年的时间，终究是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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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二人又手牵手在阳明镇的繁华街道上散了会儿步，才走去停车场，开车回刚强的穷山沟。秘书小雷今早先把单位的车开去刚强家，再骑刚强的单车回他自己的家。

今夜虽无雨，依然是阴天。山路很黑，只有车前灯照耀下的一小段路面是清晰的。邵艾望着窗外不断变幻的深黑与浅黑的轮廓，她这还是头回坐他开的车，始终有种虚飘飘的不真实感。想不到他俩也能像一对正常的情侣那样开始交往了，只不过次序完全颠倒——先成为生死之交，求婚，再上床，最后谈恋爱。

想起一事，笑了，问他：“你知道最早进驻中国的跨国药企是哪一家么？”

“难道不是阿斯利康？”

“是一家日企，叫大冢药业，八十年代初与中国制药总公司在天津合资办厂。后来才有了施贵宝、杨森、华瑞和苏州胶囊四家跨国药企，常说的老五家。其实呢，那阵子也有日企找过我爸，可他是个顽固的‘抗日分子’。平时在家只看新闻，唯一感兴趣的连续剧都是抗日题材的。哎呦，每次看到鬼子被八路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就激动得跟个半大小子一样。”

“我们家四兄弟也喜欢抗日剧，”刚强快速地插了句嘴。

“我爸还老跟我和妈妈说，咱家只有一条祖传家训，就是不能跟日本人合作，呵呵。等着瞧吧，将来他的外孙、外孙女肯定从小就被他洗脑。”

话说到最后一句，车里的气氛有些粘稠起来。邵艾把脸转向窗外，继续观察山野大地——山野大地也在回望着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过了会儿，却听他接上方才的话题，“是种偏见，但一个民族必须有脊梁，命脉都交到外人手里太危险了……后来的跨国药企都是美国主打了，这当中有什么因缘么？”

她点点头，“你们政府人员是主要推手。比如九十年代初的罗氏制药，是当时的上海副市长赵启正亲自出面，三顾茅庐把人家请过来的。不仅承诺税收上的优惠，还给外企单独定价的权利。你想，那些进口药都是欧美早就成熟的，不需要搞研发，直接带进来就能挣钱，独霸市场，谁不乐意啊？这一下子就涌进来好多家。”

“这么做也对，”他说，“那时咱们的西药品种很少，感冒了基本靠板蓝根。”

“是啊，”她长呼了口气，“资本看重的固然是市场，从客观上来说，也算是跑到咱们家里来，手把手帮着咱们把研发标准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本土企业，与他们既是竞争也是依附的关系，永远都无法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我不这么看，”他从黑暗中腾出一只手，伸过来拍了拍她的手背，“放心吧，政府不会抛弃你们。目前跨国药企的一期临床是不是还不让在中国进行？”

此情此景，让邵艾真的感觉是政府部门出面安抚本土企业家来了。仔细想来，各种看似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也许背后都有深意。比如这个临床一期，规定只能在国外做，设在国内那些跨国研发中心其作用就大打折扣，效率也大幅降低。药物审批上再积压几年，离同款原研药的国际专利到期日就更近了。而且据父亲预测，今后医保方面也许会有费控及集采等政策出台，对高端药都会是不小的冲击。

“哎我说，”刚强有点不乐意了，“咱俩今天的饭费，你公司能不能给报了？真的，约会还要讨论工作，算公务餐！”

邵艾也有些无奈。看来他俩终究还是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恋爱，然而又是谁规定的，约会时只能风花雪月？战争年代就有不少军侣，她跟方熠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话题也跟科研有关。想开点儿，只要适合自己也适合对方，为彼此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还能顺带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也没啥不好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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